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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报道，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29日表示，埃及对在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人质的提议“抱有希望”，但正在等待以色列方面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该计划的回应。
买球平台官方网站中新网4月30日电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是否达成，以色列都将进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并展开军事行动。
买球平台官方网站“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是一千多年前，新疆吐鲁番一名小学生完成课堂作业时，在书卷上写下的打油诗。上述文字出自新疆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名为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书写人是唐朝西州(今新疆吐鲁番)12岁的学生卜天寿。
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还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残本，卜天寿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轴，不仅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以及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是唐朝时中原文化对西域教育影响的实证和体现。
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并获得当地人认同，改变了其思想观念。唐朝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西域也从汉代以来的单纯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成为大唐文明沿丝绸之路向更远地区自然延伸的“中继站”。
从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和跋尾“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来看，该抄本写于唐朝景龙四年(710年)，作者是年仅12岁的学生卜天寿。有意思的是，卜天寿在抄写过程中，还随手写了几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意思是，今天学生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您不要责怪学生写得慢，明天就是假日了，恳请先生能够让学生早点放学回家。寥寥数语，就成为了解古代西域学子生活的鲜活素材。
卜天寿在抄录《论语》各篇时，均有“孔氏本，郑氏注”之题。足见开元、天宝之前，远在西州的学生亦以郑玄注《论语》为主要教材。此并非孤例，阿斯塔那墓地还有5座纪年墓葬出土了唐朝时期的《论语》抄本。同时，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千字文》《开蒙要训》《孝经》《尚书》等汉文典籍，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学习汉文化的有力证据。
陈爱峰：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5米多长的作业卷轴上，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整齐地抄写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中的《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其后，又有六言诗《十二月三台词》、五言绝句六首和《千字文》数句。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薛万均率军击灭麴(qū)氏高昌王国，以其地置西州，并在此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中原管理体制，包括教育体制。自此，吐鲁番长期处于唐廷所管辖，其教育制度自然与中原地区“并轨”。
陈爱峰：唐朝设立西州后，更置安西都护府，后改为都督府，吐鲁番长期处于唐廷所管辖。唐在此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府兵制、官学义塾等与中原相同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制度。
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唐时期当地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它们有的是当年使用的公文、契约、书信、药方、佛经，甚至是学生的作业，有些内容在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比如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行旅往来的过所(通行证)，以及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户籍、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户口登记表册)等，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儒家经典、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吐鲁番文书真实记录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地区的历史缩影和写照。近年来，学界有关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完)
陈爱峰：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进一步管辖，西域与中原地区交往更为频繁。无论行政制度、语言文字还是文化传承及教育等，前者均受到中原地区深刻影响。
这也促使中原文化、生活方式在西域流行。比如，中原饮茶之风在唐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并进一步传到了西亚、南亚以及吐蕃地区，茶成为当地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在吐鲁番还出土了唐代的饺子、糕点等，这些中原地区的食品早在千年前就风靡西域；还有汉族的服饰、妆容方式等在新疆壁画中亦时有发现。
由此可知，早在一千多年前，《论语》就成为当时新疆学子的必修课。《论语》何时传入新疆？缘何成为千年前新疆小学生的课堂作业？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采访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
唐朝在西域兴办各类学校。首先，唐朝在重要的西域城市建立了官学，如敦煌、龟兹等地。这些官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提供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官学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也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其次，唐朝在西域鼓励和支持民间兴办义塾(民间教学机构)，其以教授汉文化为主，同时也传授西域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技艺。义塾的兴起为西域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汉文化，增强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隋兴科举，唐朝更趋完善，允许平民自主参加，这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旷日持久的吸引力，对于西域学子也不例外。而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的《论语》，是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之一。隋代时，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注《论语》并行，且以后者为要。至唐代，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唐前期郑玄注《论语》风靡，后期《论语集解》盛行。
陈爱峰：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天山东部南坡，干旱少雨高温，其自然环境有利于文书保存。1959年至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了晋至唐墓葬近400座，出土大批文书，是为吐鲁番文书。
陈爱峰，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主持过多项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研究课题，已出版6本专著。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艺术、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曾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买球平台官方网站昆仑神话是以昆仑山及其相关神话人物、风物传说为主要内容而构成的中国神话系统，也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的一个整体反映。
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昆仑基因弥散在各类文化事项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昆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发挥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能。甚至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途径，昆仑意象远播海外。至今，港澳台等地的朝圣者还远道而来朝拜昆仑山。近年来，青海省格尔木市等地每年举办昆仑山敬拜大典，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并以走近黄河源、敬拜昆仑山为荣。这一切，说明了昆仑文化具有久远而广泛的影响力。
三是资料保存较为丰富。除《山海经》外，《穆天子传》《庄子》《楚辞》《淮南子》《海内十洲记》《拾遗记》《博物志》《汉武帝内传》等典籍对昆仑神话也有较多描写。相对来说，诸多古典神话中，昆仑神话的史料较为丰富。
二是故事系统完整。如对昆仑山的想象，这里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最高处是帝阙悬圃；山上各种灵兽神树，应有皆有；众神通过建木、铜柱连接天地的天梯来往于天地之间；山高万仞，方八百里，宽阔七百里的弱水环绕着，在外面还有火焰熊熊不熄的炎火山，水火两重使得圣山与世俗世界隔绝开来，常人无法进入。
赵宗福，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现任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科带头人，长期致力于昆仑文化研究和发展。
在古人的想象中，昆仑山是天上之山。山上的圣境都对应着天象和现实地理。昆仑悬圃又被称为帝阙，对应的是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居住之地，所谓紫微垣“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汉代长安的未央宫、唐代洛阳的紫微城、明清时期的紫禁城都是依据紫微宫(垣)命名或修筑的。紫微宫附近的北斗七星也被中国人认为是“帝星”，因其形状与神话昆仑中的圣境阆风相似。仔细考察昆仑神话中的阆风、悬圃等圣境，都与天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化源流上看，昆仑山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典籍上不断出现的“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实际上就是在反复重申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原乡。屈原每当失意时就“神游昆仑”，汉武帝、元忽必烈、清康熙、乾隆帝等帝王及大量的文臣武将、僧俗名人念念不忘河源昆仑，就是“为有源头活水来”。
赵宗福：神话昆仑山是中国先民根据西北多高山，而且高耸接天的地理现实想象出来的大山，山“方八百里，高万仞”，日月经过山顶时，被遮蔽光芒。宋太宗赵光义说：“昆仑山上聚神仙”；元代王哲说：“昆仑山上乐逍遥，烟霞洞里成修炼”。
一是形态朴野、原始。昆仑神话集中反映了华夏民族“童年时期”的文化形态，如古典神话中西王母呈现为虎齿豹尾善啸，形貌上半人半兽，神格功能上掌控人类生死。相对而言，受昆仑神话影响的蓬莱神话则显得文雅清爽，楚辞神话也深受昆仑神话熏染。
神话里的昆仑尽管是古人想象中的众神之乡，但外在形貌是一座山，因此被写作“崐崘”或“崑崙”，对中国的地文影响深远。华夏先民认为昆仑山是大地中央，“昆仑山为柱，气通上天。昆仑者，地之中也”。昆仑四水或者五色河水从这里向四面八方流淌，从而形成广阔苍茫的世界，其中的黄河水更是向东滔滔，孕育了中华文明，因此被尊称为“母亲河”。
在中国，民族神话极其丰富。华夏古典神话很早就以书面形式被记录或固定下来，因此至今呈现着中华民族三四千年前丰富多彩的神话风貌。但无论有多少神话，昆仑神话都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或可视之为构成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之一。从现存古籍文献看，昆仑神话有三个明显特征：
赵宗福：昆仑神话是以昆仑山及其相关神话人物、风物传说为主要内容而构成的中国神话系统。它是中华民族在“童年时期”以神格信仰为核心的综合体创作，也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的一个整体反映，与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中华大地众多山脉都被视为昆仑山脉或余脉，这在很早以前就被先人所共识。但现实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是古人思索寻觅不已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只能根据目光所及探寻认知昆仑，因而先后出现了新疆和田昆仑、甘肃祁连昆仑、青海星宿海昆仑等说法，出现了昆仑究竟在何处的学术纷争。故大昆仑的在地化和具象化，使人深感“神州处处有昆仑”，乃至于“海外亦有昆仑”。
但作为传说中的昆仑山，在一些国人心目中，远远超出中国疆域之外。《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昆仑弱水和西王母的地理传说已经远播。神话昆仑山与印度佛教神话中的阿耨(nòu)达山十分相似，所以历史上屡有中国僧人到印度寻觅昆仑的经历。而在东南亚海上的昆仑山，也是明清时期海上航行必经之地，屡屡记录在文献。所以古人常说“海外亦有昆仑”，可见昆仑的影响至远至广。
昆仑神话在中国古典神话中具有怎样的地位？为何“神州处处有昆仑”？当代传承和发展昆仑文化有何现实意义？对此，中国民俗学会原副会长、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科带头人赵宗福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寻找昆仑，是因为昆仑山是中国人的山水祖脉所宗。“河源昆仑”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原乡情结。在古人看来，要找到神话中缥缈的昆仑山，就必须沿着黄河溯源，黄河源头就是昆仑山。自从魏晋经学家杜预明确说出“河源西平(今西宁)西南两千里”后，历经唐元明清多次实地考察，从不同层面确认了昆仑河源的所在。至于新中国的几次河源科学考察，从地理科学层面明确了黄河源头的正源和涓流，并指出这里还是包括长江、澜沧江源头的青海“三江源”地区。
至于人文方面，昆仑神话的影响更是纷繁纭集。仅就文学而言，从屈原《离骚》《九歌》开始，以昆仑为文化意象，历代诗文一再描写昆仑，形成了对昆仑原乡的追忆怀念和昆仑精神的传承弘扬。如毛泽东就有“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歌咏。
赵宗福：昆仑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国家文化和国家疆域等国家整体形象的代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之一，涉及到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国家版图和政治秩序、伦理观念等。昆仑明堂自古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如黄帝、秦汉唐帝王)祭祀之所和封禅的对象。尤其是昆仑山在文化史上的变化，从混沌到清晰，从虚幻的西部到具体的地理，从新疆到青海、西藏，再到神州处处，无不反映着国家疆域的变化和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理坐标和文化流播，我提出青海昆仑文化，我任会长的青海省民俗学会与地方政府开展了诸多学术文化活动，如举办昆仑文化系列国际学术论坛、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昆仑文化研究丛书等。
买球平台官方网站该调查于今年3月进行，旨在剖析本地中小企业对近期营商环境的信心程度。调查显示，第二季度综合营商指数微升3.6至47.3，约恢复至去年第四季度水平。除“招聘意向”录得轻微下跌外，其余“环球经济”“营业状况”“盈利表现”和“投资意向”4个分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显示香港中小企对第二季度生意的信心转趋乐观。其中，“环球经济”分项指数停止连续三个季度下跌态势，录得反弹。